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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肆拾叁》
长期以来，白人和土著是太平洋岛屿历史叙事中的绝对主角。土著是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来，默默生活在太平洋岛屿的古老族群；白人则是新航路开辟以后，强行占领太平洋岛屿、奴役土著的欧美殖民者。白人将太平洋岛屿变成了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著又通过顽强抗争，获得了民族国家独立。这种历史叙事勾勒出了太平洋岛屿的历史主线，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错误，但是它太过简单和刻板，遮蔽了太平洋岛屿历史的诸多血泪。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忽略了亚洲人在太平洋岛屿的身影，尤其抹杀了华人对太平洋岛屿近代历史的深度参与。
这不是单纯的殖民话语问题。包括我们中国人，往往都会不自觉地认为，太平洋岛屿远在天边，与华人不可能有交集。华人安土重迁，不会跑到太平洋深处荒无人烟的岛屿上谋生。事实上，此言差矣。明清以来，随着人口膨胀、生计艰难，大量中国东南沿海民众奔赴南洋谋生。等到太平洋岛屿进入欧亚国家视野，更是有不少华人主动或被动地远赴澳新，再以澳新为跳板向东踏上太平洋深处岛屿，进入了欧洲殖民者打造的南太平洋贸易网络中。他们与太平洋岛屿土著同呼吸、共命运，为太平洋岛屿百年命运变迁奉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华人与太平洋岛屿的最初接触
华人与太平洋岛屿土著的历史渊源，远比我们想象得紧密。从人种来看，太平洋土著包括两大分支，一个是萨胡尔大陆时代留下的土著后裔，另一个是四五千年前发端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南岛语系后裔。南岛语系人群从东南沿海地区出发，经中国台湾、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向东深入太平洋岛屿，在美拉尼西亚板块形成拉皮塔人，拉皮塔人又北上东进，成为遍布太平洋岛屿的新土著。这个新土著可称南岛语族。
据此可知，如果追根溯源，太平洋岛屿南岛语族的老祖宗，应是四五千年以前的台湾先民。台湾先民又来自哪里呢?根据语言学和考古学研究，他们来自以福建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沿海。基因研究也显示，南岛语族与福建、广东、中国台湾地区居民，存在高度相似的单倍群。这意味着，作为太平洋岛屿核心土著的南岛语族，身体里至少流淌着部分中国东南沿海先民的血液。
夏商以降，中国境内居民奔赴南洋谋生者不绝如缕。唐宋时期，随着阿拉伯世界与东亚之间商贸兴起，印度洋成为四方辐辏之地，去东南亚经商的华人日渐增加，至18世纪形成了移民高潮。不过，这些华人大都驻足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地，很少像几千年前的南岛语族那样，向东探索太平洋深处的岛屿。华人与太平洋岛屿土著鲜有接触。
16世纪到17世纪，定居东南亚的华人至少十多万，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华人社区。其中，西班牙控制的菲律宾，凭借太平洋贸易吸引了大量华商和华工。仅1606年，根据西班牙殖民政府统计，便有6533名华人登陆菲律宾。荷兰控制的巴达维亚，也千方百计吸引华人，作为开发和辅助香料贸易的中介。至1739年，荷属巴达维亚拥有1.48万华人。
1734年图画中的菲律宾华商
华人大量进入菲律宾和印尼群岛后，不可避免地与邻近太平洋岛屿进行接触。1605年，西班牙探险家基罗斯在航海日志中提到，新几内亚岛和所罗门群岛附近，存在从东南亚传来的中国丝绸、铁器等工艺品。这说明17世纪以前，美拉尼西亚板块与东南亚华人社区，已经存在贸易往来。
西班牙殖民者对太平洋岛屿的开发，直接促成了华人与太平洋土著的相遇。1668年后，西班牙为了确保航运补给，控制了密克罗尼西亚海域的马里亚纳群岛。然而，土著居民由于疾病和战争锐减，马里亚纳群岛极度缺少劳力，难以维持经济运转。西班牙殖民者遂从菲律宾招募了一批技术劳工，将他们安置到关岛、塞班岛、天宁岛等地，并让他们修建教堂、制造船只、建造码头、开垦农田。其中，包括数百名被称为“Sangley”的华人。他们应该是第一批集体走向太平洋岛屿的华工。
西班牙对太平洋岛屿的实际控制，仅局限于马里亚纳群岛，尤其是关岛，所以其没有向其他太平洋岛屿输入劳工。马里亚纳群岛上的几百华人，在西班牙殖民者欺压下或者离开，或者融入土著群体，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换言之，这批华工没有在太平洋岛屿留下深刻印记。
等到华人再次与太平洋岛屿接触，已经是乾隆皇帝在位的18世纪下半叶。当时，中国境内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奢侈品消费市场蓬勃发展。官员和富商对异国珍品充满好奇和渴望，每年从南洋进口大量海参、香料和药材等。其中数量最庞大的，是来自爪哇、苏拉威西等地的海参。18世纪下半叶，中国对于海参的需求大增，价格暴涨，爪哇、苏拉威西等地海参资源又面临枯竭，中国商人遂将目光南移到了澳大利亚北部。这次，他们选择了直接组织捕捞。
根据费晟教授等学者研究，华人资本雇用苏拉威西岛的武吉斯人，每年定期到澳大利亚北部捕捞海参。他们依靠资源、技术和人力，几乎控制了南太平洋海参捕捞贸易，包括澳大利亚北部的进出口贸易。即使1788年英国殖民者占领澳大利亚，也没有改变华商的海参贸易垄断。英国殖民者主导大宗商品贸易，又不熟悉海参捕捞行业特性，干脆放任华商活跃商贸。
18世纪前后主导南太平洋海参贸易的华商，只是像候鸟迁徙一样来往于广州和澳大利亚之间，没人长久驻足，更没有人留下定居。不过，海参贸易为中国带来了南太平洋信息，消除了两者之间的心理阻隔，为接下来华人赶赴大洋洲，甚至旅居太平洋岛屿奠定了基础。
真正助推华人走向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的，是18世纪末继海参贸易衰退后，极力开发海豹皮贸易的英美商船。当时，英美商人敏锐地嗅到了中国市场对海豹皮毛的喜爱，遂专门避开荷兰控制的印尼群岛，开辟了一条“极东航线”，从南太平洋地区向广州供应海豹皮。
极东航线从澳大利亚悉尼出发，向东北经停新喀里多尼亚、新赫布里底（瓦努阿图的旧称），再从所罗门群岛东侧海域北上，经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然后一路向西航行，穿越加洛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再向西北经菲律宾海抵达广州。这条航线不仅直接打通了澳大利亚与中国东南沿海，而且将美拉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两大板块，同时纳入了澳大利亚至中国的航线。从此，太平洋岛屿对中国来说，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存在，而是可以途经甚至落脚的他乡。
随着来往中澳的船只增加，普通华人获得了前往澳新的机会。当时的欧美商船，一般都会至少配备两个工种的华人船员，一种是厨师，另一种是木匠。他们作为随船雇员，拥有自由选择权利。有些华人跟着英美商船抵达南太平洋后，选择了落地定居。当时的华南地区，已经不复往日繁荣，百姓生计日艰，去南洋或南太平洋冒险一搏，也算一条险中求胜的谋生之路。
1818年，一位20岁的广州小伙麦世英，以木匠身份跟着英国船队去了悉尼。他在悉尼定居下来，先是从事建筑和商铺帮工，后来在帕拉马塔安居置业，并先后娶了两位欧洲女性为妻。1842年，一位叫黄鹤廷的广东年轻人，以勤杂员身份跟随英国商船去了新西兰，先是当仆役、车夫、农民，后来成为农场主，也先后娶了两位英国裔女性为妻。麦世英和黄鹤廷是19世纪上半叶前零星抵达南太平洋的华人代表。1846到1848年，像他们这样定居大洋洲的有23人。
英美商船不仅将华人带到大洋洲，还让他们见识了太平洋深处的岛屿。1843年6月，英国海洋探险商人詹姆斯·帕登船长，在新西兰招募了35个欧洲人、8个毛利人和16个华人。五个月后，他们一行乘船抵达了新赫布里底群岛的阿内蒂乌姆。随后，船只在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遭遇事故，一位叫吉米·宋的华人厌倦了流浪，娶了一位当地土著妇女为妻，留在了新喀里多尼亚。剩下的华人，则跟着詹姆斯·帕登去了新喀里多尼亚的松岛和新赫布里底的塔纳岛。这十几个华人可能是最早到过新喀里多尼亚和新赫布里底的中国人。
1872年，一艘名为“莱昂诺拉（Leonora）”的英国商船，停靠在了萨摩亚群岛的阿皮亚港。船上有一位中国厨师和一位中国木匠。后来，两位华人随船去了澳大利亚的悉尼。不过，1876年厨师阿苏又回到了阿皮亚。阿苏与一位当地妇女结婚，创办了一家中国餐馆，后来又干起了椰干贸易。他是第一位在萨摩亚定居的中国人。
这种跟随外国商船出行的机会，毕竟可遇不可求。所以，19世纪上半叶抵达南太平洋的华人屈指可数，选择留在当地的更是微乎其微。华人对太平洋岛屿影响极小。转机出现于1848年。当时，广州民众万众一心，坚决拒绝英人入城。几百名走投无路的华工，却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澳大利亚内陆。
华工在太平洋岛屿的艰难岁月
19世纪30年代，南太平洋地区海豹资源枯竭，相关贸易开始衰退，澳大利亚一度陷入沉寂。然而，东方不亮西方亮，澳大利亚很快找到了新的生财之道。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牧羊业在澳洲内陆异军突起，成为新的支柱性行业。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牧场主们集合起来，酝酿从中国雇用契约工人。
1848年6月6日，英国商船“宁罗号”载着120名五年期契约华工，从厦门驶向了遥远的悉尼。接下来的五年间，至少3000名契约华工被运往澳大利亚。受气候和工作条件限制，多数华工并未能走上正轨，有些甚至沦为流浪汉。但是，1851年，淘金消息传到广东后，仍然吸引了大量华人到澳大利亚追逐梦想。从1851年到1875年，由香港去澳大利亚的华工有6万左右。据一些老矿工估算，如果将偷渡的包括在内，至19世纪70年代末，抵达澳大利亚的华人可能累计20万人次。
欧美商人组织的契约工和闻讯远赴澳洲的淘金工，是早期涌向南太平洋地区的华人主体。
对于多数淘金华工来说，梦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气候不适、白人排挤、疾病困扰等恶劣因素，很快便粉碎了他们的淘金梦，逼迫其另寻出路。根据W.E.Willmot研究，有些华人在归国或转去北美淘金的途中，流落到了美拉尼西亚岛屿上。澳大利亚华人主要去斐济、塔希提和吉尔伯特群岛，新西兰华人则多去瓦努阿图。
1866年抵达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华人
1855年，广东青年梅百龄(Moy Ba Ling)不满澳大利亚矿区的恶劣条件，毅然坐船来到斐济首都莱雾卡(Levuka)，从事木匠生意。1877年，他用积蓄开设了一家贸易商栈——Huong Lee。年轻的梅百龄头脑灵活、踏实肯干，生意扩大到菜雾卡、瓦努阿图和所罗门群岛之间的海上贸易。1881年，他回国成亲后，带着妻子到斐济定居，真正成为当地社区一分子。他们夫妇养育了四个儿子，是斐济早期华人家庭的典型代表。
梅百龄与家人照片
另一位赴澳淘金的叶姓华人，似乎真的实现了淘金梦。他在悉尼成立了名为On Chong的商贸公司，从事南太平洋地区的航运业务。19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On Chong公司将业务扩展到吉尔伯特群岛，在布塔里塔里环礁（Butaritari）建立了公司分号，专门收购椰子油和椰干。后来，其分号扩展到整个吉尔伯特群岛，成为南太平洋地区颇具影响的华人商贸公司。
那些试图从澳大利亚转去北美淘金的华人，则不局限于附近岛屿。1856年，一帮从澳大利亚乘船去加利福尼亚的华人，停留在塔希提岛首都帕皮提时，想到前路茫茫、凶多吉少，不愿意再去北美碰运气。他们向当地统治者申请，留下做了劳工。此前，已经有一位从马尼拉转来的华人，在塔希提岛生活了五年。继这些华人之后，不断有新的华人来到帕皮提，并由此散布到周边岛屿，包括千里之外的库克群岛。他们主要从事酒类、海产和棉花等小生意。
等到19世纪中叶，法国分别控制了塔希提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华人开始成规模登陆太平洋岛屿。1865年，法国通过民间代理机构，从中国东南沿海招募契约工，分别输送到南美和太平洋殖民地。去塔希提岛和新喀里多尼亚的，各有200到300名华工，主要负责开采镍矿、打理种植园或者修建基础设施。后来，去新喀里多尼亚的华工不断增长，19世纪90年代有6000人以上；赶赴塔希提的华工数量相对有限，19世纪80年代维持在1000人左右。
当时，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自然更方便英法等国雇佣劳工。从19世纪70—80年代，法国向新喀里多尼亚输入2万多印度劳工，占当地劳工总数60%—70%；向塔希提输入两三千印度劳工，占当地劳工总数50%—60%。与印度人比起来，这两个法属太平洋殖民地华人劳工属于少数。
不过，法属太平洋殖民地的印度劳工在合同期满后，大都返回原籍或者去了英国殖民地，少数定居者与土著通婚融合，完全失去了文化身份。反倒是华工更多选择留在塔希提和新喀里多尼亚，构成了颇具规模的华人社区。截至1931年，以塔希提为核心的法属波利尼西亚拥有4056名华人，占当地人口十分之一；新喀里多尼亚华人数量不详，但是仅次于越南人和爪哇人。
相对于法国，作为宗主国的英国，更喜欢向太平洋岛屿输入印度劳工。1874年接手斐济以后，英国在近四十年中，从印度殖民地输入了6万余名劳工，相当于斐济土著人口的70%左右。更重要的是，60%的印度劳工合同期满后选择定居，导致印裔居民成了斐济第一大移民群体。截至1913年，英国从中国输入的华工共计4000余人，1934年剩下1436人选择定居斐济。
19世纪80年代德国进入太平洋后，为了发展种植园经济，也从外部向太平洋岛屿输入劳工。其先后从东欧、奥斯曼、中国、东南亚以及南太平洋，招募了若干外籍劳工，其中华人占据重要比例。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累计向德属新几内亚输送5500名以上华工，向瑙鲁输送3700名华人，向西萨摩亚输送4000名华人。德国此举使得华人扩散到了整个太平洋岛屿。
19世纪后半叶，华人最青睐的太平洋岛屿是夏威夷群岛。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有华人跟随英美商船抵达夏威夷，发现丰富的天然甘蔗资源，推动了蔗糖生产和甘蔗种植园产业兴起。为了发展蔗糖产业，夏威夷国王与清政府签署协议，引进华人契约工。1852年，293名华工抵达夏威夷，随后每年都有华工登陆。从1865年开始，由于蔗糖价格上涨、夏威夷劳动力短缺，远赴夏威夷务工的华人数量急速攀升。尤其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年多则4000多名，少则1000多名。至1899年，进入夏威夷的华人累计高达56720人。
在1871年赶赴夏威夷的华工中，有一位名为孙德彰的广东香山年轻人。他先是从事甘蔗种植园工作，后来靠着勤奋和灵活，成功转型为农场主。1879年，稍有资本的他又将弟弟接到夏威夷读书。这个弟弟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孙德彰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孙眉。当时，谁都不会想到，这个距离中国8000千米的太平洋岛屿，会酝酿出翻江倒海的革命领袖。
总的来说，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大多数太平洋岛屿华人数量仍然有限，仅占当地人口较小比例。但是华人吃苦耐劳、善于经营，大都在完成契约合同后，转型成为小店主、小商人。各岛屿殖民者在限制、打压华人的同时，也有意识地扶植华人从事零售行业，作为自己与土著之间的“隔离带”。其结果是，华人陆续成为各太平洋岛屿的零售商贸主导者。
1893年生活在夏威夷的华人移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失去了所有海外殖民地，其控制的太平洋岛屿遭日本和英澳新瓜分。日本接管北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加洛林群岛和帕劳群岛，澳大利亚接管德属新几内亚，新西兰主导德属萨摩亚，英澳新共管瑙鲁。这种新格局改变了华人在密克罗尼西亚海域的生存状态。
日本将太平洋岛屿视为海上扩张的跳板，所以其控制密克罗尼西亚板块后，严格限制非日籍人员进入，排挤其他族群从事商业经营和土地购买，并积极组织日本农民和商人移民。1935年，居住在密克罗尼西亚岛屿的日本人高达7万，其中主要分布在塞班岛和帕劳。1940年，包含军属在内，日本人更是达到了10万。在这种情况下，华人社区自然节节败退，日趋萎缩。
1942年在澳大利亚军中服役的巴布亚挑夫
英澳新控制的太平洋岛屿，华人日子也不好过。大英殖民地度过“劳工饥荒”之后，对蜂拥而至的华工渐趋排斥。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先后出台了排华法案，严格限制华工进入，澳大利亚甚至大力推行“白澳政策”。英殖民地政府对华人的排斥和限制，以及太平洋岛屿种植园经济衰落，严重影响了南太平洋岛屿华人社区发展。截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澳属新几内亚剩下1448位华人，英澳新共管的瑙鲁剩下900多人，新属西萨摩亚剩下500多人，所罗门群岛大约190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军先后占领关岛、威克岛、瑙鲁、吉尔伯特群岛、所罗门群岛北部、澳属新几内亚，这些岛屿的华人命运更是跌落谷底。美、澳、新最初组织撤离时仅允许欧裔登船，几乎没有给予华人逃生机会。关岛的二三百名华人，威克岛的100多名华人，基本没有得到美军组织撤离，被迫滞留岛上沦为苦力，惨遭虐待。关岛华人幸存120多人，威克岛华人幸存40人。
澳大利亚组织撤离时，最初同样仅允许欧裔登船，后来迫于压力才允许少数华人男性跟随去澳大利亚。华人妇女和儿童都被迫滞留当地，遭到日军恶劣对待。澳属新几内亚317名华工得以撤离，加上教会组织和自行逃离的，撤离到澳大利亚的华人总计1200人左右，仍有千人滞留澳属新几内亚。瑙鲁300多名华人，得以撤离者120人左右，剩余华人命运多舛，战后幸存90名左右。吉尔伯特群岛121名华人，全部被迫滞留，战后幸存85人。所罗门群岛180名华人，除了个别自行逃离外，多数被迫滞留岛上，依靠土著帮助才得以幸存。
总之，日本发动的东亚战争不仅重创中国本土，而且给太平洋岛屿华人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痛。再加上美、英、澳、新漠视华人，没有提供应有的救助，密克罗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区域的华人社区，遭到日军毁灭性打击。一部分华人被处死，还有一部分华人被虐待致死，即使幸存者也是妻离子散、财产尽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太平洋岛屿华人重建家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太平洋岛屿政治版图再次发生巨变。日本战败出局，美国几乎接管了密克罗尼西亚岛屿板块。它与原有的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法国，成为太平洋岛屿的五大宗主国。这五个国家对待华人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华人进入太平洋岛屿的难度，以及在太平洋岛屿生存的空间。相对来说，法属殖民政府对华人较为宽容，美、英、澳、新主导的岛屿，则继续对华人存在程度不同的排斥或压制。
法国殖民体系深受天主教传统影响，强调普世主义与宗教仪式的整合性，因而相对更愿意接纳皈依的华人。在新喀里多尼亚、法属波利尼西亚等地，华人若接受洗礼，往往可以参与天主教的教育、婚丧仪式乃至基层教会活动，部分人通过宗教皈依初步获得社会认同。这种社会层面的宗教文化观念，使得法国殖民政府没有出台排华法案，华人不仅可以进入新喀里多尼亚和法属波利尼西亚，而且生活和工作相对自由，尤其是法属波利尼西亚华人。
法属波利尼西亚首府帕皮提市
20世纪50—70年代，法属波利尼西亚(塔希提)的华人社区经历了显著增长，人口从约4000人增至8000—10000人，增长率达100%—150%,这主要得益于当地宽松的移民政策、1964年公民权改革以及华人在工商业中的主导地位。华人控制着法属波利尼西亚70%左右的商业店铺。相比之下，新喀里多尼亚经济结构单一，高度依赖矿业开采，华人经商的空间有限，所以人口增长稍慢，从1200人增至2000—2500人，增长率为80%—10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与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盟友，很快废除了持续多年的排华法案，但是排华阴影难以骤然消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从冷战角度出发，再度加强了对华人的系统性限制。具体到太平洋岛屿，便是严格限制华人移民和从业范围，禁止其购置土地。关岛1948年《外侨商业法》甚至规定，华人企业需额外缴纳15%的“非公民商业税”。受此影响，二战后能够进入美国托管太平洋岛屿的华人微乎其微，每年平均不到百人。
英、澳、新为了保护白人利益、消解土著反抗情绪，更是打着防范“共产主义渗透”的幌子，公开立法限制太平洋岛屿华人。斐济1947年《移民条例》将华人列为“限制性移民”,每年配额不超过50人；西萨摩亚1948年禁止中国商船长期停靠，限制华人商人居留；汤加1948年《土地法》禁止华人购买土著土地，仅能短期租赁；所罗门群岛禁止华人经营航运和椰干出口，禁止华人与土著通婚；斐济限制华人在城市开设新店，巴布亚新几内亚禁止华人从事矿业和伐木业。
在全方位限制之下，华人合法移民英、澳、新太平洋岛屿的人数，每年只维持在二三百人。不过，众多生计艰难的华人还是铤而走险，通过短期工签或各种非法途径涌向了英、澳、新托管岛屿。二十多年间，这些岛屿的华人从不到万人，实际上增加到了接近四万人。其中，多数进入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和所罗门群岛。他们很少进入政府、法律和医疗等上层领域，而是凭着吃苦耐劳成为零售和服务业主力，在某些岛屿甚至形成了垄断地位。
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
20世纪60年代以后，萨摩亚、瑙鲁、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图瓦卢、基里巴斯、瓦努阿图、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帕劳相继独立，汤加也结束了英国保护关系。这使得多数太平洋岛屿得以摆脱殖民地时期的种族等级结构，赋予了华人平等权利。华人凭借长期以来的商贸传统，迅速上升为新生国家的商业主导。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斐济、密克罗尼西亚、萨摩亚等国，华人甚至控制着当地商贸零售。
同一时期，中国国内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国民党败退台湾，成为孤悬于大陆边缘的地方政府。这让拥有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此外，受冷战格局影响，海外华人与国内家人联系不便，遂逐渐断绝了落叶归根的念想，开始通过入籍、通婚等手段深度融入当地社会。
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例，1971年当地3500名华人几乎全部放弃中国国籍或为土生华裔，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华裔普遍持有巴布亚新几内亚或者澳大利亚国籍，甚至与当地土著通婚生子。他们的子女完全以当地人自居，并融入了主流社会。作为中国劳工父亲和土著母亲之子的陈仲民爵士（Julius Chan），曾经两度出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标志着华裔在太平洋岛国权力顶层的突破。
在所罗门群岛，以郭氏家族（Kwok）为代表的华商通过数代人的经营和与酋长家族的联姻，不仅巩固了商业地位，更获得了传统社会性荣誉，其家族成员被授予荣誉酋长头衔。斐济的华裔社群则通过专业领域的深耕实现社会跃升，有人成为大法官，更多的人成为主任医师。萨摩亚华裔较少达到政坛顶峰，但是在商业上有光彩夺目之处，比如华裔家族企业Ah Liki集团活跃于批发零售、建筑材料和酒店等行业，影响力遍及全国；百年老店Chan Mow &Co.Ltd.，也是萨摩亚商业的中坚力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太平洋岛国华人社区再次面临转型。一方面，缺少资本和技术的太平洋岛国，急需外部资源援助，发展当地经济；另一方面，推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高速崛起，释放出巨大人口和经济活力。这种人口、资本和技术互补，促成了新一拨华人向太平洋岛国的迁徙。
数据显示，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斐济成为华人主要迁入地，其中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数量增长显著，至2020年大约2万人，主要从事木材和矿业相关行业。所罗门群岛在1990—2019年新增华人约3000人。2000年后，华人移民进一步扩散至瓦努阿图、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劳等旅游业或渔业资源丰富的地区。瓦努阿图的华人数量增至三四千人，主要集中在酒店和零售业，而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的华人则主导着日用品进口和旅游相关业务。
尽管华人在太平洋岛屿仍属少数族裔，但是其经济影响力远超人口所占比例。在所罗门群岛，仅占人口0.7%的华人贡献了28%的就业岗位和35%的国内税收；斐济华人控制着首都苏瓦40%的商业地产。这种商业优势让多数华人积累了一定财富，相对土著居民明显宽裕。但是，过于突出的商业优势，往往意味着潜在的政治风险。前文已提及，早在殖民地时期，欧洲殖民政府为了减少土著仇视，就有意识地让华人充当经济链条中的“中间商”。太平洋岛国独立后，欧美殖民角色逐渐淡化，华人则因延续商业支配地位而易遭仇视。2000年以后，中国企业进驻太平洋岛国从事大规模开发，更容易加剧土著居民对华人资本的不满。
相对来说，华人生活相对安全或比较稳定的，是法属波利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纽埃、库克群岛等地。这些岛屿要么是法国海外属地，要么与新西兰保持紧密联系，社会秩序较好，治安体系完善，对外来移民相对宽容。华人群体人口不多，但一般较为低调务实，从事餐饮、贸易、旅游等行业，与当地社会摩擦较少，极端民族主义或反华政治势力几乎不存在。因此，很少发生大规模排华或抢劫骚乱。
结语
几千年来，中国境内人群不断向南流动，唐宋以后更是加剧，至明清形成一个奔赴南洋的高潮。不过，南下华人多集中于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一带，至多到印度尼西亚群岛或印度洋沿岸，很少踏足南太平洋地区，更鲜少登陆太平洋深处的群岛。华人进入和定居太平洋岛屿，完全是受欧美殖民者裹挟。早期少量华人是以厨师、木匠，作为船员跟随欧美商船过去的，或者是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散落太平洋岛屿的。19世纪下半叶的大量华人，则是被欧美殖民者以契约工身份输送到太平洋岛屿的。自始至终，华人与欧美殖民太平洋岛屿都有联系。
欧美殖民者一方面限制和压制华人，禁止他们损害欧裔殖民利益，另一方面又需要华人经营零售和服务业，维持殖民地社会运转。如何与土著居民深度融合，消解土著对华人社区的偏见，已成为新时期太平洋岛屿华人的首要生存课题。
文章作者：潍坊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温之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