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阿曼

每天穿梭于城市街巷的外卖骑手，不仅是连接商户与居民的配送员，也逐渐成为观察城市运行、感知基层需求的重要力量。哪里存在公共设施损坏，哪里出现消防通道堵塞，哪里有食品安全隐患，他们往往能够凭借高频流动和一线经验率先发现。长沙选聘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依托其日常配送路线，通过线索上报、“随手拍”等方式，将餐饮门店证照经营、环境卫生等一线发现纳入食品安全监管流程。这一探索表明，新就业群体的职业活动深度嵌入城市生产生活，使其具备及时发现问题、感知群众需求、连接多元主体的实践优势。

新就业群体从“城市服务者”走向“治理参与者”，并非简单增加一项社会责任，更不是将专业部门职责转嫁给劳动者，而是基层治理主动适应就业形态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实践创新。新就业群体何以成为基层治理新力量，关键在于把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感知优势和连接优势转化为制度化治理资源，通过组织联结和闭环机制，使分散的个体观察有序进入公共治理过程。

劳动实践形成基层治理的感知优势

基层治理面对的是群众身边的具体事务。许多问题并不首先表现为宏观层面的重大矛盾，而是隐含在道路通行、社区环境、公共设施、食品安全和居民服务等日常细节之中。新就业群体长期活跃在这些生活场景，其劳动过程与城市运行高度嵌合，由此形成了发现基层问题的天然优势。

这种优势首先来自高频、持续的空间流动。外卖骑手、快递员每天往返于社区、商圈、学校、医院和写字楼之间，活动范围广、接触场景多。与周期性巡查相比，他们对城市空间的观察更加日常、动态和细微。道路是否通畅、楼栋标识是否清晰、消防通道是否被占用、公共设施是否损坏，都可能在配送途中进入他们的视野。正是这种持续嵌入，使他们成为城市运行的“移动感知端”。

这种优势还来自劳动实践的直接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新就业群体对基层情况的了解，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判断，而是在具体劳动中形成的经验认识。他们既能感知公共服务是否便利，也能体察居民诉求是否得到回应；既能发现显性问题，也可能注意到固定网格和常规巡查之外的治理盲点。劳动路线因此不只是商品流动的路线，也成为观察城市生活、接触群众需求的实践路线。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感知具有鲜明的群众性。新就业群体来自群众、服务群众，其反映的问题往往是群众可感可知的现实困难。长沙吸纳外卖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监督，正是基于骑手高频接触餐饮商户、熟悉配送环节的职业特点，把一线劳动经验转化为食品安全治理的信息补充。这说明，基层治理的有效信息并不只存在于行政系统内部，也蕴藏在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

当然，能够发现问题并不等于能够解决问题。个体观察具有零散性、偶发性，如果缺少稳定渠道，容易停留在个人感受层面。因此，新就业群体的劳动场景首先提供的是治理潜能，其真正价值在于能否进入公共治理过程，成为可识别、可处理、可反馈的治理信息。

社会连接拓展基层治理的信息网络

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独特价值，不仅体现为“看得见”，还体现为“连得上”。他们处于平台企业、市场主体、社区组织和居民生活的交汇点，是城市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较强流动性和穿透力的连接节点。这种多重连接，为基层治理拓展信息来源、延伸工作触角提供了新的可能。

一方面，新就业群体连接不同社会空间。骑手和快递员既进入商业场所，也进入住宅社区，其劳动过程跨越不同空间和主体，能够帮助基层治理更全面地把握城市运行状态。

另一方面，新就业群体连接多元利益主体。平台企业关注经营效率，商户关注市场收益，社区关注公共秩序，居民关注生活便利。新就业群体处在这些关系的交叉位置，既能感知不同主体的现实诉求，也能发现部门视角之外的衔接问题。配送“最后一百米”中的进门难、停车难、寻址难，看似是骑手的工作困难，实则涉及社区管理、物业服务、公共空间使用等多重治理关系。吸收一线劳动者的意见，可以使治理更加贴近真实运行过程。

从群众路线的角度看，这种连接能力拓展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渠道，也要求群众工作向新就业形态和新城市空间延伸。推动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并不是在原有治理体系外另建一套力量，而是把新的社会成员、职业场景和社会联系纳入党的群众工作和基层治理网络，使治理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

因此，新就业群体参与治理的意义，不只是增加信息数量，更在于改变信息进入治理体系的方式。过去，基层信息主要依靠工作人员走访、群众来访和固定网格采集；现在，伴随新就业群体参与，治理信息可以从日常劳动场景中持续生成。这有助于推动基层治理由单向管理向多元协同转变、由被动处置向主动发现转变。

但信息来源更加多元，也对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群众观察只有经过甄别、分类和整合，才能成为有效治理资源；社会连接只有纳入组织体系，才能避免参与的碎片化和随意化。这就要求基层治理不仅要善于发现新力量，更要建立承接新力量的组织机制。

组织转化激活基层治理的参与效能

新就业群体的职业优势不会自动转化为治理效能。授予一个称号、组建一支队伍，并不意味着现实治理主体已经形成。真正的转化，需要组织分散个体，收集零散信息，确定参与意愿。

首先，以党建引领实现由个体观察向组织联动转化。新就业群体工作时间不固定、活动空间高度流动，传统组织方式难以完全覆盖。基层党组织应根据其职业特点，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骑手之家等阵地，建立日常联系和需求响应机制。在提供休息补给、政策咨询和权益服务的同时，通过协商议事、志愿服务等方式，为其参与基层治理创造条件。组织联结的重点，不只是“把人找出来”，更是增强其城市归属感和公共身份认同，使个体热心转化为有序行动。

其次，以闭环机制实现由零散信息向治理行动转化。新就业群体发现问题后，应有简便明确的上报渠道，也应有分类受理、限时处置和结果反馈机制。只有形成“发现—上报—受理—处置—反馈”的工作闭环，群众观察才能真正进入公共治理流程。长沙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启示正在于，治理创新不能止于“请骑手来监督”，而要解决信息向哪里报、由谁处理、结果如何反馈等具体问题。评价参与成效，也不能只看聘请了多少人、举行了多少活动，而要看有效信息是否被吸收、实际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最后，以双向赋能实现由短期参与向持续参与转化。新就业群体首先是劳动者，其公共参与建立在劳动权益得到尊重、合理诉求得到回应的基础之上。不能因为骑手流动范围广，就把巡查、监督、信息采集等职责不断附加于其劳动过程，更不能以群众参与之名转移专业部门责任。应坚持自愿、适度、权责相称，合理界定参与事项，尊重劳动者的时间成本和实际付出。同时，把治理参与与权益服务结合起来，使职业保障、协商沟通和意见反馈相互支撑。只有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中有获得感、归属感和尊严感，才能培育稳定持久的公共责任意识。

从更深层次看，组织转化体现的是基层治理理念的更新。新就业群体不是等待治理体系单向吸纳的被动对象，而是在党的领导下能够贡献实践智慧、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力量。其参与价值，不在于替代基层干部和专业部门，而在于把群众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经验、联系和判断纳入治理过程，使基层治理更及时地感知变化、更准确地回应需求。

从“送餐员”到“监督员”，变化的不只是一个称谓，而是群众参与公共事务方式的拓展。新就业群体成为基层治理新力量，根本上源于劳动实践所孕育的感知优势、社会交往所形成的连接优势，以及组织机制对这些优势的有效转化。湖南相关探索说明，只有坚持党建引领，把服务凝聚与作用发挥统一起来，把职业优势与治理需求衔接起来，才能使新就业群体由潜在治理资源成长为现实治理力量。

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意义，不在于增加多少“监督员”，而在于让基层治理更加贴近群众、更加回应生活。把广大劳动者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实践智慧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在新就业形态中的生动实践，也将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注入更加坚实的基层力量。